田汉有句诗：“杀人无力求人懒，千古伤心文化人”。

我从没觉得自己有文化，可却发现自己渐渐失去了正常人的思维。如今应该思考的东西成了我无力思考的东西。

有一天，我翻开家里的书柜，发现了很多漂亮的皮本，打开看一看，都是妈妈的笔记，整整齐齐的抄着唐诗宋词，偶尔还写几句感悟。印象中，从没觉得我妈跟文艺青年有半毛钱的关系，只记得我妈说自己当年是语文老师最恨的人。因为有一次老师让写一篇作文，赞美向日葵，我妈帮着写：向日葵真好，生得好看还长瓜子，让人吃着消磨时光。

其实我妈这么想也挺浪漫的，可惜老师不这么觉得。后来我妈大学是修工科的，进工厂，做管理，转眼就是半辈子。那点宋词也就压了箱底。

老家同学颇多土豪，挖煤的开矿的，倒腾石油天然气的，他们后半辈子最大的任务，也许就是消化这些数不尽的积累。毫无批判之意，只是觉得这也是个技术活，据说有个男生因为不会花钱让他爸狠骂了一顿。

想想他们也挺艰难的，起点太高。

我们读了十几年的书，已经不能去开矿了，文凭似乎让我丧失了某些劳动的资格，比如说没有几个大学生会真正愿意去干个“二号土猪”之类的，哪怕畅销全国走向世界一枝独秀呢，没有人会在一开始理解这件事，没有这个宽容。再说这个社会格局已定，早已不是八九十年代的样子了。所以我常常在想，我们这些大学生是被定位在了社会的什么位置呢？一个更有文化的兼职家庭妇女？一个误入学途的未来富贾？一个逼格绝高的文青浪子？一个四证齐全的白领文员？

走哪都不那么合适，我们和社会格格不入了。几十万的我们被嫌弃着，招聘会和就业率就是赤裸裸的证明。

那么，十几年，最好的时候，我们变成了一个文化人，然后呢？

我舅也是大学生，最后一批毕业包分配的大学生，跟我妈分到了同一个大型国企。兢兢业业，在车间带了些项目创了些业绩，然后都是领导的功劳。十几年，女儿渐渐大了，突然不再和哥们儿彻夜长聊厂里那些破事了，他单干了。

几个人的小公司，那也是老板，过年给我的红包多的吓人。舅舅年轻时，搞乐队，玩无线电，键盘加主唱，也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现在拉着我们讲儒讲佛讲道，后悔自己懂的晚，走了弯路。奇怪，孔夫子提倡干个体吗？我们也学，怎么就没看见。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万物有定法，四时有常序，就算解释得了复杂的人，也依然解释不了复杂的世界。

所以舅舅生意图强，挣钱搞学问。

爷爷是新中国第一批拖拉机手，开得是南斯拉夫产的拖拉机。每次吃饭爷爷都要讲一遍，我当说笑，后来我考驾照时，爷爷给我完整的讲解了机械原理，我顿时为自己血统感到光荣自豪。爷爷天天研究中医，我当老年人惜命保健，后来爷爷把黄帝内经讲得很通透，顿觉自己活得不认真。

可爷爷一辈子，就是个工人。是在妈和舅舅所在的国企，第一批工人，最有文化的工人。爷爷一辈子就是谦，就是让，怕自己的徒弟家庭负担重，早早把自己的编制也让了，气得奶奶差点吐血。

所以爷爷是年轻搞建设，老了搞学问。

那我们学文化不是问了搞文化吗？那我们是为了搞什么？

要是关系铁，你应该会告诉我，搞钱啊！

要是我说这个其实不是特别有意思呢，你会不会以后只用“呵呵”回我的微信。

再没个横眉冷对的鲁迅，也不会有靠老师过日子的萧红。想起来《非诚勿扰2》里，孙红雷演的李香山临死前说，我他妈这辈子就是跟钱过了大不去了，我希望我女儿想干啥干啥，就是别想钱。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爱读马克思的少女，还碰巧有这么一个爸，希望她有前途。

有钱人似乎都爱搞搞文化，但有文化的人确不一定能搞来钱。知识是不是生产力呢？原则上是的，但是这个原则往往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真相确实掌握在大多数人的手里，可惜没啥用。那么文化是不是高于金钱呢？一定程度上是的，程度掌握在金钱的手里。那么知识能不能改变命运呢？

这个答案倒是肯定的。

老段子。说，有一个女博士去算命，黄大仙望相：您天庭饱满，面露红霞，25必喜结连理，安乐一生。女博士说，屁，老娘都三十了。黄大仙咽咽唾沫，所以说，知识改变命运！

小学升国旗，大家都扯着嗓子唱国歌，后来初中升国旗，连个行注目礼的都没了，都在看摇旗的漂亮妹子。小学大家说要当科学家，中学大家说要当律师医生，大学就想进国企，起码每个人嘴上都是这么说的，会聊天的人都是这么说的。

理想这种东西，说说而已，涉及生存，理想很尴尬，好像跟不熟的人聊起刚分手的初恋。理想高尚，是在某种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如果宋卫平还在教书，谁也不会信他那些“扭曲历史”的歪理邪说，可现在他拥地为王，唾沫里的文化就被人发现了。他还当自己是文化人，走得很难，总是不能站着把钱挣了。

我还是想不清，自己算不算个文化人，自己当不当个文化人。

田汉还写过一句词，“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这个文化人最后在狱中被折磨死了。千千万万的小学生还在唱着国歌，也没人想起来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