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又是财报季，疫情之下，欢喜的少忧愁的多。

3月28日，华为发布2021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华为全年实现全球销售收入6,368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8.6%，净利润1,13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5.9%。华为是营收下降，利润提高。比起信息技术和通信行业的这种强劲，本地生活服务行业面临的挑战就不小。3月25日美团发布2021年第四季度及全年业绩，全年营收1791亿元，同比增长56%，但全年经调整亏损净额为156亿元。

华为近5年财务情况

相较于2020年31.2亿元的净利润，美团2021年这个156亿元的净亏损，是经济下行加上疫情反复影响导致的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典型代表企业之一。事实上，华为的营收也比2020年减少了2600亿。看来，十全十美的业绩表现，在当下几乎很难实现。

近日，也有一位经济学家在社交平台灵魂发问，问外卖这门生意的钱都去哪儿了？很多网友回答被平台挣了！但真相果真如此？

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不可能三角”。是199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实证分析，提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论”(Impossible triangle theory)。理论指出，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具体到行业产品与业务里，也有“不可能三角“原理，即高收益、低风险、高流动性，三者不会同时存在，“软件开发也有不可能三角”、“区块链也有不可能三角”存在。

本地生活服务行业“赚不赚钱都不对”

华为、美团这样的平台型企业也遇到了“不可能三角”，在盈利、社会价值、规模三者之间难以兼顾。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表示企业的规模在疫情这三年特别是受到美国打压的情况下变小了，好在华为的盈利和社会价值方面都表现较强。而美团的情况是业务规模还在扩大，但是盈利挑战和社会期待也很大。

以到店与外卖餐饮服务为主要业态之一的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在疫情期间，不断受到影响，并动荡探底。中小餐饮商家，普遍承压，食材、人工和租金等成本不断攀高，仅靠微薄的利润甚至在破产边缘挣扎生存。可以说，一个“微利时代”的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正呈现在世人面前。

包括海底捞这样的大型火锅连锁品牌，2021年度财报显示，2021年公司营收为411.12亿元、同比增长43.70%，但股东应占亏损为41.63亿元。2020年，股东应占溢利为3.09亿元。同期比较，海底捞也遭遇了“不可能三角”，企业规模和社会价值变大，盈利却变成了亏损。

不仅是餐饮，零售、旅游、交通客运等行业受到影响的都比较大。疫情导致经济下行，实体经济发展因此受损，保障市场主体成为宏观调控有关部门的重要工作。而在“微利时代”的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中，“不可能三角”理论始终发挥着市场效应，不仅盈利、社会价值与规模三者很难平衡发展，而且像既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跑之类的做法，“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的现象最终会被证伪。

外卖与零售：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检验大企业自我修养的咽拭子

2022年是新冠疫情的第三年，“宅在家里足不出户”成为绝大多数国人都有过的生活状态，叫外卖和网上买菜也随之成为新的消费潮流。2022年春节假期，“凌晨12点抢盒马的菜，定个闹钟6点半爬起来抢叮咚的菜，接着在每日优鲜买速冻早餐……”，是许多人在城市生活中的真实写照。

进入3月，新一轮疫情来势汹汹，上海这座拥有2400多万常住人口的全球超级大城市，让生鲜电商突发巨大的消费需求。美团买菜、叮咚买菜、多多买菜、盒马、每日优鲜、京东到家、饿了么……等集体被推到了保障民生的重要位置上。他们的供应链能力、配送能力、应急响应能力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3月11日开始，家乐福、永辉等线下商超，美团买菜、每日优鲜等即时零售平台，以及具有配送服务的社区菜场都在加强保供能力，对居民刚需的生鲜、粮油等生活物资进行加倍备货，并增加了配送车辆与配送频次。

而在其他城市，外卖和多种形式的本地电商，也被顶到前台，成为满足日常民生需求的代表渠道。有关部门希望也要求平台让利，降低外卖等费用从而刺激餐饮等行业的消费并维持民生方面的稳定性。但不可忽视的一个残酷事实是，目前外卖市场已经是动态平衡，平台型企业已经是微利。要稳定住这个市场，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商家率先提升外卖客单价，刺激市场稳定运力，但最终结果会让外卖变贵，消费者花的钱更多。

放眼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对一家餐饮商户而言，外卖肯定是用来走量和积累口碑，到店堂食才是主要赚钱的业务。外卖客单价提高导致消费者花钱更多、压力增大，对商户口碑和复购率没有任何好处。在用户、骑手和商家这“不可能三角”的经济关系中，商家不敢提价，消费不想买贵，难道平台去对骑手动刀吗？假设所有的变量维持稳定，降费先传递到骑手身上，直接转移支付给骑手的费用降低，收入变少造成运力下降，固定时间段内的外卖单量也会变少，商家的收入也会因此降低，用户的消费体验就会变更差。

回头看目前外卖的商业模式，就是拿平台和商铺的利润在补贴骑手，支持灵活就业。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非常有数，骑手确实是目前收入相当高的群体，尤其和传统制造业比。以美团为例，除商家佣金收入外，外卖业务包括佣金、履约服务费、在线技术服务费等总营收为963亿元，其中绝大部分转化为骑手配送成本。美团2021财报显示，同期内，美团外卖骑手配送成本为682亿元，较上一年增长38.3%，占美团外卖总营收比例达71%。作为一家平台型企业，美团在行业的“咽拭子”检测中算是合格的。用接近700亿的营收去让利，超过527万骑手通过平台获得收入，不能否认在当下这种大环境下带来的就业价值。

拆解外卖这门“苦活儿”

有人会问，类似美团这样的本地生活服务企业，面对疫情大考，怎么营收还能增长？其实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疫情让出行减少居家生活变多，使得本地生活服务尤其外卖的服务需求激增。其次是企业自身业务的优化调整和能力提升，除餐饮外卖以外，药品、鲜花、日用杂货、品牌化妆品和手机等即时零售需求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希望享受即时零售服务，美团30分钟“万物到家”的服务体系基本成型。

从财报看，2021年美团营收增加，1791亿元的全年营收，外卖业务就实现了其中的963亿。很多人质疑，是不是外卖的佣金提高了，美团抽佣在变本加厉？

实际上，可以通过财报拆解美团的外卖收支，从而得出目前美团的佣金率仅为4.01%。财报显示，2021年美团外卖通过商家获得的佣金收入（技术服务费）为285亿元，对比全年交易金额，外卖平台佣金率约为4.1%。财报的各细分数据方面，2021年，美团从商家、用户处收取的餐饮配送服务收入为542亿元，而全年骑手配送成本为682亿元。这说明，由美团配送的订单部分仍在亏损。其中的纯平台模式部分，即商家只使用美团平台服务，选择自配送的部分是仅有的正向收入来源。但问题是，美团平台上拥有自配送能力的品牌商家并不算多，大多还是中小商家，自配送成本很有可能高过佣金支出。

回到一开始所说的财报季。多家互联网公司财报对比统计出炉，收入方面阿里、京东、拼多多、美团各自最近一季度的财报披露的净利润分别为446.24亿元、36亿元、66.2亿元、-39.4亿元。数据背后的经营利润率上，阿里为3%、京东为1.4%、拼多多为25%，美团处于亏损状态。成本方面，只有京东的履约成本达到较高的591亿元，仓储、配送、客户服务等层面的成本较重众人皆知。即便如此，京东的履约成本依然低于美团外卖的配送成本。

至于佣金收入，电商的体量远远高于餐饮等服务类电商，阿里的佣金和广告收入加起来超过3000亿元，而美团只有不到900亿元。

不论实际业务流程还是商业数据事实上，外卖业务确实是本地生活服务行业的一门“苦活儿”。 但为了积极响应政府关于帮扶中小商户的号召，2021年5月美团已经率先在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推动外卖费率透明化改革。主动优化平台收费模式，将商家每单的平台服务费进行透明化调整，服务费由技术服务费和履约服务费组成。费率调整后，3公里以内的订单的商家佣金率已有了结构性的降低，惠及大多数中小餐饮商户。

当然，有关部门的宏观调控还应重视适度原则。20世纪70年代爆发石油危机后，美国联邦政府曾四次推行油价管制，试图通过压制石油价格的上升来抑制通胀。不过，取消管制，石油价格就会大幅反弹补涨，导致消费价格指数涨福屡创新高。张五常等经济学者也认为，干预市场降价，往往会引起成本的变相转移。

疫情三年以来，本地生活服务类的平台经济企业，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和推动民生稳定向前等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平台经济未来如何良性发展？正成为多方的关注点。

2022年3月16日国务院金融委的专题会议，关于平台经济治理有了一锤定音。会议要求，有关部门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针完善既定方案，坚持稳中求进，通过规范、透明、可预期的监管，稳妥推进并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红灯、绿灯都要设置好，促进平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

像美团这样的平台经济企业，无论亏损还是盈利，每次都会引发社会广泛讨论：本地生活服务行业，在疫情重压之下到底何去何从？疫情常态化，不确定性仍然延续。好消息是，财报显示美团在即时零售、社区团购领域发力，获得了1.79亿新增年活用户。加上美团优选打造的次日提货，三级仓物流网络体系，现已覆盖全国30个省份的大部分社区和农村。似乎微利换来了可以长期坚持下去的用户和空间，本地生活服务行业的企业，还将在“不可能三角”关系中去追寻商业对社会各方的意义。